■ 吴德正
近三四年来，年过耄耋的我，却时常想起和我很亲近的三位女性，即老祖母、母亲和奶妈。
对亲人的怀念和追忆，不一定以生活接触时间长短决定。奶妈和我生活接触时间就不算长，可是常常想起她。我和奶妈的接触，是从我幼时三四岁有记忆起，到我七周岁母亲去世时，前后也只有四五年时光，可是，留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，那么具体，时常浮现于脑海，久久不忘。
我现在虽然病患缠身，但总想写点文字，怀念奶妈，也满足自己多年的愿望，以及老年心理的需求，告知儿女子孙一些陈年旧事趣闻。
母亲出身名门闺秀，性格坚强，也能吃苦。母亲在十三年内，生育了八胎，四男四女，养活了七个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是多子多福了。母亲身体原来就单薄，由于生育过密，对身体损伤很大，难以支撑了。除大姐和大哥是自己抚养奶大之外，后来六个都是送奶妈家抚养。奶妈就在本村，离家也不远，仍是很方便。
母亲是37周岁生我，中年得子，特别疼爱老幺。所以就把奶妈请到家里来喂奶抚养。奶妈3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体态丰满。圆脸盘，梳一个发髻，一双不大的眼睛，见人就带微笑。脸庞白里透红，很有光泽，像弥勒佛，一副慈祥可亲的样子。奶妈爱穿较紧身的褂子，更显出年轻村妇的风韵。她的气质举止又和一般乡下村妇不同，是那种容易让人接受的女性。可见，当初母亲经人介绍物色奶妈对象时，是经过一番精心挑选的。
奶妈的夫家姓杜，住在北山东南方向的吴山坑，离北山约20里。吴山坑杜姓也属北山杜姓宗族的分支。所以，奶妈有时就带着儿子，来北山参加杜姓人的宗族活动，如春节祭祖和清明“散祭神”。
奶妈和我们家关系处得很好，她比母亲小七八岁，离开我们家之后，也像亲戚一样的走动。每次奶妈来北山有事或参加杜姓宗族活动，都要来我们家看看，也给我带些山里的土产，如番萁枣（番薯干）、柿饼、紫山药、鸡爪糖（拐枣）等。奶妈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比我大六七岁，小儿子比我小两三岁，她带小儿子来时，我也常带着小弟一起玩。
奶妈的丈夫叫杜立朋，身材高挑偏瘦，通文墨，在小山村里也算是“读书人”了。有时他也来我家，和父亲有些共同的语言交流。我的印象中，他老是穿一身长布衫，话语不多，性格压抑，比较沉闷。可能因为没有合适的正当差事，有怀才不遇之感，有些落魄的样子，类似鲁迅笔下的孔乙己。他来家时，母亲就给他烧点心吃，或是索面或是粉干。他也没有那么多客套，容易融入。
1942—1943年，我五六岁时，抗日战争进入了艰难时期，日本鬼子也侵袭青田。那段时间，曾因误传的消息，引得北山全村人深夜“逃日本人”。还好只是一场虚惊。
母亲决定把我送到奶妈家住一段时间，以减少万一逃难时的累赘。是大哥把我送去奶妈家的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这股劲，那天15里平路和5里山路，基本都是自己走，偶尔大哥背我一段。
吴山坑奶妈家是一座五间带厢房的大房子，住着四五户人家，奶妈住北房中间（即堂屋）。屋后紧挨着山崖，崖壁有一汪细泉，总是湿漉漉地往下滴水，岩壁上长着许多蕨类野草。在岩壁凹处，摆着一桶蜂箱，是圆形的老式蜂箱，蜜蜂不停地爬进爬出，悠然自在。大哥把我送到奶妈家后，住了两三天，我习惯之后大哥就回去了。
吴山坑村子不算小，是杜姓人聚居地。村南有一块晒场，供大家晾晒粮食。到了晚上，晒场就成了小青年们娱乐场所。晚上皓月当空，十分明亮，青少年们聚在一起，搭伙分组，做着打龙门阵、斗鸡等游戏，每每都要出一身汗才罢休。
奶妈家大儿子（我叫哥哥）常常带我到晒场玩，让我坐在一旁看热闹。一天，在月光下，我突然看见晒场旁边有一个泥圆饼，就好奇地捡起来，有小手掌那么大小。回家后就交给奶妈，奶妈看到这泥圆饼，也觉得奇怪，就舀来一木盆水，慢慢地洗起来。把黄泥洗掉之后，原来是一枚银角子，有大拇指大小，闪闪发亮。我捡到银角子的事很快传开了，山村人都很好奇，都来一睹银角子是什么样子。堂屋里聚了很多人，争着叫奶妈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。奶妈就站在人堆前，面向着大家，手捏着银角子，一会摊开手让人们看一下就收拢来，再给下一拨人看，决不让人碰触银角子。想不到一枚银角子竟轰动了山村。
我在奶妈家住了大约一个多月，大哥就来把我接回去了，奶妈把银角子用纸包好交给大哥带回来了。1944年9月，母亲去世，这枚银角子就成了母亲的衔（含）口银。按北山风俗老人去世后，都要用红纸包一枚衔（含）口银，放入嘴里。
自从母亲去世后，家庭发生变故，奶妈也就不来了。到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也离开家外出读书，后来考到北京上学、工作，在北京安家落户。
1963年，二姐给我转来一封奶妈的代笔信，我才知道奶妈叫叶云兰。原来奶妈想念我，打听到住温州的二姐，这样就联系上了。我也很高兴，也想念奶妈，脑海中不时浮现奶妈的形象。奶妈在信里说，丈夫已去世，她已改嫁到附近叫三丘田的山村，生活还稳定。不久，我给奶妈汇去10元钱，以表心意。可惜奶妈给我的这第一封信，后来遗失了。
1966年4月26日，我收到奶妈的第二封信，我一直珍藏着。奶妈说寄的钱收到了，不知我是否成家，日夜挂念。并说，她粮食方面比较宽余，如果我以后去温州，可到三丘田与她见见面。
我于1964年结婚，不久，贯彻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指示：凡196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，都要到基层参加一年的劳动锻炼。于是，我下到生产队当起了社员。后来，由于各种原因疏于书信，和奶妈的联系也中断了。
2008年秋天，我回青田为四舅杜家族人编宗谱，住在油竹官塘小区，见到近房族侄吴永生，他马上给我讲起一件事，说上个月他到八都万阜新庄，在一渡口等渡船时，和一位老人聊起来。老人知道永生是北山人，就向他打听叫“吴德正”这个人。永生告诉老人，“吴德正”是他近房族叔，每年都回青田。老人十分高兴，就将自己手机号告诉永生，让转告给我。原来，这位老人就是我奶妈的大儿子，我也是永生告诉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杜志仁。这一突然信息，让我又激动又高兴，马上给杜家哥哥打去电话，但却未能接通。当天，我又打了多次他的电话，还是未接通。后来的一二年内，我也曾多次打电话联系杜家哥哥，可惜的是都没有打通，于是我也就渐渐地放弃了。可能情况有变，或者身体原因所致。他毕竟比我年长，当时已经70多岁了。只是联系不上他，对我来说，十分遗憾和惋惜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