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陈秀雄
去年十一月十日，我在与担任青中校长的邓加富同学通话时，请他代向孙老师致意。当时我与王兵的新闻正在我的老家青田泛起一片涟漪。孙老师一向关心我们的成长，他如果知道，多半会感欣慰的，所以希望老邓转告一下。老邓当时的反应很奇怪。他问：
“哪个孙老师？”
我非常诧异，憋了半天没说出话来。 还有哪个孙老师，不就是我们的孙老师吗？我心里一个劲地腹诽我们的邓校：当校长时间长了，贵人多忘。
孙老师是我们高中的生物老师。他讲课绘声绘色，形象生动，教室的气氛很活跃。印象很深的是他经常带各种用硬纸板做底的彩色画图，上面有各种植物、动物、人体器官的彩图。跟其他课相比，当时看是有点挺标新立异的。高高的个子，浓重的乐清口音，上课时总喜欢站在讲台下，头微向后仰，双手经常用力挥舞来加重语气。他对生物这个学科的理解、热爱，他那种恨不得马上教会我们生物课的迫切，毫无遮拦的流溢之外。将近四十年了，孙老讲课的情景，在我脑中还是历历在数。难怪当时有不少同学梦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呢。在那个“数理化横行天下”的年代，确实也是一个异数!
我们那一届很幸运，老师们都是一时之选。比如，很受我们尊敬的吕小大老师（语文），熊松仙老师（数学）和周建环老师（化学）等。但论起在学生中的亲和度，孙老师是唯一的。既是老师，也是邻家阿伯，亲切而温暖。他退休后住在青田龙东小区，经常有同学三五结群去他家，可谓高朋满座，内子与我也去过好几次。房子在十一楼，一进门就是一个小客厅。右手边是起居室，左手边靠窗是一个长沙发，沙发左边则是厨房和小书房。正对着门，沙发右面跟沙发垂直的地方，靠墙摆着几把椅子。一般我们几个挤坐在沙发上，孙老就坐在我们右手边的椅子上。师母通常用高脚玻璃杯给我们泡绿茶喝。茶水烫，她放在茶几上，嘱我们凉了再喝，然后自然就退回起居室，让我们师生自在聊天。孙老还像上课一样热情，整个身子倾斜过来，迫不及待地让我们看他的相册。里面有他子女的，尤其是孙子辈的，还有他教过的学生们不同阶段的照片。我其实只要坐在那里，时不时点点头，发出几声“嗯嗯”就好。孙老就会滔滔不绝，绘声绘色，给我们介绍他的孙子辈，他的学生们，谁谁谁怎么啦，谁谁谁又怎么啦。每次我都很感动，羡慕。我面前的这个老人，幸福美满，眼中满是慈祥，话里透着爱意。
“是孙森荣老师吗？”老邓问，不等我回答，他又接着说， “孙老十月三十日已经离世。”
“怎么可能？” 我不敢相信，头脑一片空白，视线已经模糊，整个人被难名的伤感侵袭。我完全没有心情聊下去，就问了一些必须问的问题。也忘了最后是怎么结束的。
就在二零一九年的七月，我还接到孙老师的电话。电话里他很兴奋地说：
“我是孙森荣，森荣哪。”声音一如继往的洪亮。
“唉，孙老师好。”
“现在青田到得在传你的消息呢。他找我，说这个人老厉害了。还问我知道吗？我一看……” 他喘了口气，接着说，“我一看就说，这不就是我的学生吗？”然后一直哈哈地笑。那种长辈为小辈取了一点点小成绩而打心底里满意自豪，虽相隔千万里，我也能清晰地感受到。
后来我明白，当时我被入选为二零一九年度的西蒙斯学者，消息不径传到老家。老家人自然是偏爱我的，青田是一个小地方，一点“小事”就成了“大事。” 于是就有了前面的电话。不过孙老师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很关注他的学生们。近四十年来，都是如此。我们的每一个小进步，他都比我们自己还兴奋。我知道至少好几个同学对这都有亲身的体会。近年来，每个夏天我都回国，一回到老家总要到孙老师家坐坐。今年苦于疫情没有回国，而那次与孙老师的通话竟成了我们的永别。
回想与孙老师的点点滴滴，他确是一位长者，对我们晚辈关怀备至，没有一般老师的矜持和架子。记得就是最近的一个夏天，应该是二零一八年的八月初。我们住在青田人禾王朝大酒店，南方山区的天气又潮又热。我们给他打电话约了晚饭后去他家看他，并告诉他我们下午出去办点事。他很爽朗地说，好好好，你们年轻人自己先忙，我们一会儿见。我们都没在意，就等着晚上去拜见他老人家。万万没想到，等我们从外面办事回来，大约四五点左右，孙老已经在酒店大厅里等了，也不知道他等了多久。酒店大厅的皮沙发很低，孙老师个子高，挣扎了一下，撑着手才站起来，旁边放了一大篮水果。他乐呵呵地说，天气热，给你们拿点水果解解暑。内子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赶忙说，怎么好意思，您是长者，应该是我们拿礼物去看您，却让您这么远过来，还拿这么多水果。他说，没事，没事，你们买东西不方便，我就顺便过来了，多走走对我身体也好。九十岁的老人，身体是真的硬朗！他这一“顺便，” 起码是十几分钟的路程。大热天提着一大篮子水果，我们真的好感动，当然也羡慕他的健硕。我们一起聊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就起来走了。我们想送他回去，毕竟是九十岁的人了。他坚决不让，说路很熟， 我们拗不过，只好算了。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处处替我们着想，还照顾我们的感受。
说起礼物，最近徐一平同学亲口跟我们讲起一件他经历的事。徐同学也是与孙老师多年交往密切。有一次他弄到些一九八五年的普洱茶，很自然就孝敬了一小罐给孙老师，孙老当面收下了，没有驳他的面子。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，找了一个很科学的解释说，老年人喝这个不好。孙老是生物老师且在老年大学里教养生，说起来还真是权威。一平说：“其实我知道，他就是不想收学生的礼物，但又怕我尴尬，就找了个让人没话说的理由还回来。” 听了徐同学这个故事，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幸好不是当面说，他看不见。不能收学生的礼物，这个道理我懂，但我貌似收了老师的礼。为这事，我们俩在电话里很是感慨了一番。
孙老师就是这样律己宽人。我最近才知道，他九岁丧父，由寡母含辛茹苦抚养成人，大学毕业后加入浙南游击纵队。反右时蒙冤被诬为“反革命分子”，后又被“发配”到乡下。平反后对那些整过他的人，他却选择了原谅， 待之以礼。他真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，不甚平坦的人生之路造就的却是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。在家他能从容享受亲情，在校他能真心帮助年轻老师。对于他的门生故旧，孙老师是戴目倾耳者，出谋划策者；是黑暗里划亮火柴的人，是寒冬里带去温暖的人；他那里是风暴中可停泊安歇的港湾，是失利时可重振旗鼓的后方。他用一生守护甚至宠溺着他的晚辈们，在他的晚年，也因此被晚辈们的爱戴包围着。
今天，我在这里写文纪念我的学行之师，忘年之好。他永远地走了，没有文字可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悲伤和怀念。孙老师这一代人，是我们这个民族多难时期的见证人，他们的苦难，他们对恶劣环境的卑微挣扎，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。而正是他屡遭不公和事后的放下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所以我在这里，是纪念，更是感恩。悲他的离去，感恩他的人性光芒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