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郭海光

高考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曾经有一个时期，高考顺利通过了，就意味着端上了金饭碗。对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，这几乎成了“翻身”的唯一出路，不然，大概率又像父辈一样，要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。

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高考的。

小时候，我很贪玩，很淘气，念小学和初中都不知道用功。直到考上了高中才懂事起来，懂得父母供养我们读书的不易，更懂得读书的重要，心中有了清晰的目标和方向。

念高中的两年，我的心思全放在读书上。寝室早早熄了灯，我便偷偷溜出来，躲到我表舅那里，因为我表舅是学校的总务，他有独立的房间。我早上也起得比别人早，每天多学习三个多小时，我的勤奋很快成了学校的典型，班主任陆彩云老师公开夸赞我，让大家记得看看二十年后我的模样，她的意思是说我这样勤奋的劲头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程。她是想在全班同学中树立一个学习榜样，但是她的话反过来又鞭策了我，我更加努力了。

惭愧的是，毕业那年，高考失利。陆老师第一个找到我，她眼神坚定，告诉我“没有失败”，陆老师的话给了我极大的信心。

1981年，第一次参加高考失利，给父母亲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。我们家兄妹六个，我排老五。童年少年时期都属于“散养”“放养”状态，父母只管饭菜，不让饿着，只管穿衣，不让冻着，之外，便任由我们“野蛮”生长，也很少打骂我们。

但到了初中，父亲开始严厉起来，还时不时打我，打法是当时最通用的一种，手指弯成钩，直往头上凿，农村俗称打“五股栗”（手指弯曲成钩像开了壳的五颗板栗）。有一天我关起房门，与四哥下象棋，他进来就对我一顿“五股栗”（只打我一个，不打四哥）。

我们家世代务农，父母做梦都想着能出一个“吃皇粮”的，好光宗耀祖。当时，兄弟中只剩我一人还在读书，父母的梦想别无选择地寄托在我身上了。当时，父亲身体不好，自己身上有病，寄以厚望的儿子又不争气、“荒废”学业，自然更容易上火。有一次，父亲又发了大火，但没打我，只是眼睛紧盯着我，撂下一句：“草鞋、皮鞋就摆在那里，你想穿什么全凭你自己。”从此，草鞋、皮鞋的形象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。

母亲同样满怀期待，与父亲的“动手”不同，她 “动嘴”。她常唠叨道：“只要你能读书，砸锅卖铁都行。”见我看书熬红了眼，她就时不时炖个鸡蛋羹给我补补。高考的那一周，母亲偷偷往我装梅干菜的大号牙杯里加了几块肉。那年份，像我这般家境，逢年过节才有肉吃。

第一次高考落榜，全家人都失望了好一阵。我自己在房间里关了几天后，决定再复读一年，便向父母提出外出打零工，自己赚钱凑复读学费。父母又燃起希望，欣然同意。于是，父母亲自出面，联系当粮种场场长的姨夫，在粮种场给我介绍了个临时工。工头多半看在姨夫的脸面，给我八毛一天的工钱。在工地上搅拌水泥、挑水泥桶，无论刮风下雨，还是烈日炎炎，都没休息过一天，两个月挣满了一年的学费。

复读那年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我全身心扑在学业上，不到夜里十二点，不会休息。周末在家里除了睡觉，都在读书，父母也不让我劳动，以免分神。夏季枯水期，农村小水电到夜里9点就不发电了，我又点上煤油灯，继续苦读。那年头，买煤油全凭票。我记得，父母向邻居借了不少煤油票，到年终才还上。

转眼又到了高考，考点设在县城。家里条件稍好点的，住瓯江旅馆；县城里有亲戚朋友的，尽可能去借宿。剩下像我一样在县城没亲没眷家境一般的，便自带草席、枕头和被单，在头天晚上赶到所设考点的学校，在学校里打地铺，上百人一起睡在大礼堂。礼堂地面是用泥土夯实的，历经多年，黑油油的，平滑发亮。草席往上一铺，睡下感到冰凉冰凉的，加上礼堂没有大门，前后通风，倒也凉快，睡得踏实香甜。

考完后填志愿，跟现在不同，当时是在分数公布之前填志愿的，填写志愿全靠预测分数。所以考后，由老师召集，大家凑在一起对答案。对了，相互击掌，庆贺一番；错了，捶胸顿足，后悔莫及。

预测一番后，自我感觉不错，但心里还是没底。那年份大学录取率很低，大约5％至10％之间，哪怕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，但是能否被大学录取？谁也不敢打包票，所以只好忐忑不安地等着。

我家是整个乡里通讯的中转站，从县里下来的书信、报纸先送到我家，再中转送至各村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早上醒来，就趴在二楼窗口，远远看着肥胖又矮小的邮递员，踏着一辆绿色自行车徐徐骑来。我也不敢凑近问，心里惴惴地，脑子里却幻想着邮递员突然高声喊出我的名字来。

“老郭，老郭，你家大喜了！”高考结束后二十多天的一个早上，我照常趴在二楼窗口等待，邮递员像往常一样来到我家中堂，从邮袋里拿出一个大号信封，边举着摇晃，边朝屋里高声召唤。

闻声见状，我从二楼狂奔着冲下来，木楼板、木楼梯震得哐哐作响。到了中堂，父亲已接过信件，眼睛里闪着泪光，激动地喊：“考上了，考上了！”声音带着几分哽咽。母亲和哥哥们也在一旁欢呼雀跃，全家人喜作一团。

这是一个大号的中式竖信封，黄褐色牛皮纸。毛笔字体，右边写着地址，当中写着我的名字，左下印着学校名称，右上方盖着红色挂号戳。

全家人争相传看了一遍，最后传到母亲手里。母亲用剪刀，小心翼翼剪了一个开口，取出录取通知书，大家又争相传看了几遍。

偌大个村庄，我是第一个考上。像中了状元一般，消息轰动全村。当天，村人陆陆续续上门来，探个究竟。连不识字的，也拿起录取通知书，端详一番，一边嘴里“啧啧啧”地赞叹，一边连连给我竖大拇指。过后几天，左邻右舍，亲戚朋友，接连上门道喜。有送三五块钱的，有送钢笔的，送鸡蛋的最多，最后满满装了一箩筐。

在我家族，也算是最大的事了。比起建新房，比起娶媳妇，更让人扬眉吐气，尤其是在长辈心里，简直就是光宗耀祖了。父亲整天眉开眼笑，走路轻快，像是一下子病都轻了不少。他还翻箱倒柜，找出些木料，让二哥四哥，用两个晚上的时间给我做了一只木箱，自己在一旁指指点点，俨然办一件大事。母亲则忙着给我收拾衣物等琐碎，又挑些鸡蛋卖了，凑些平常的积蓄，专门去信用社换了五张崭新的大团结。临行前，给我缝在内裤里，反复叮嘱到了再拿出来。

此前，到县城已是出过最远的门了。眼下要去金华读书，对我也是了不得的事。虽有客运班车，但父母担心我到了金华找不着学校，于是，特意找了在县交通监理站当站长的堂哥帮忙。那天拦了四五辆，其中一辆双节挂车去金华。堂哥与司机交流了一会儿，请他送我到学校。司机连连点头，满口答应。

但是到了金华，司机把我扔在了一个十字路口，只告诉我学校的方向就开走了。好在去学校的路只有一条，没有岔路，我扛着木箱，走了五公里，终于到了学校。

这事，我一直没跟堂哥说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