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林建利

若干年前，我生平第一次住院。手术室白茫茫一片，我被推进时，不知道是面对死亡，还是迎接重生。

护士一袭白衣，神圣，纯洁，那时我想到了高山上的皑皑白雪。我的心既紧张，又安静。护士说话的声音很轻柔，在那样的轻柔里，我沉沉睡去。

我是被一阵清脆的喊声唤醒的。一度以为是睡在自家床上，迷迷糊糊，昏昏沉沉，醉酒的感觉。我睁开眼睛，我的上空，也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，温和而亲切，白色的帽子白色的衣。哦，我终于想起，我就躺在手术室的推车上，我刚刚做过一场甲状腺结节手术。

我放松了下来。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医院的不可替代性。我们都不想去，但又不得不去，我们对于医院的依赖是谁也无法控制的。

因为我们眷恋生命，而生命强大又脆弱。

那时是早上六点半，被一手术推床推出病房。走廊很短，又很长，走廊的风，从我的头上掠过，冷冷的。我经过每一个病房门口，似乎都有目送我的双眸在，我分不清，是关切，还是好奇。而护士台的护士，依旧忙着自己的工作。

推床下电梯的感觉很奇特，仿佛是下地狱，我躺在推车上，感觉很不舒服。但我心里明明知道，电梯乘我奔赴健康。

车子七拐八拐，我已经记不得方向了。停下，大门被推开。左边是一排长长的推床，推床上躺着病患，在悄然的等待中，他们将被推向不同的手术室。医生在忙碌术前准备，护士也是。患者将迎来一场麻醉，昏迷后许是一场器官的重组。

许是对死亡的恐怖，我们选择了医院。医生对于病人的各种疾病以及生死，已变得淡然。病人完全不一样，一旦知道自己病了，对生的渴望，越发强烈。

病床临窗，玻璃上闪耀着阳光斑驳的影子。楼下是未完工的医院扩建工程，穿着蓝色、黄色衣服的身影来来去去，像不知疲倦的蚂蚁在劳作。

妻子弯下腰，拉好床上的被子，望着仰躺在床上的我，眼里是满满的关爱。从妻子的眼神里，我感觉到活着，是为人夫为人父的使命和责任，为了他们，我必须要健健康康的。

远处，落了一地黄，该是银杏的叶吧，光秃秃的枝丫，显得萧条，那树儿，昂首挺立，目视车来车往，诉说古往今来。来年，那绿色，那金黄色，又是会驾临的。

“好好睡一觉吧。”妻子喃喃说，那声音，宛如秋天里轻轻拂过的风。

我也是这样想的，等过了今天，精神就振作了。

可是，等待我的，却是生不如死一场搏斗。

麻药失效，刀口开始头疼，身上插着导尿管、导血管，那是三根无形的绳索，死死地将我绑定在病床上。不能活动，肌肉僵硬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疼痛持续袭击。妻子鼓励我：“总要想办法坐起来啊！”我何尝不想？可做不到呀，我一次次试着坐，一次次失败告终，刀口的疼痛，像个魔鬼，硬生生地将我压在床上，以至于我最终失去战斗的勇气。

夜，在迷迷糊糊里闯进，工地变得静止，工人们劳累了一天，迫不及待回家去陪亲人，兴许，携儿带女在哪一个公园里看秋，兴许，一家人在幽暗的灯光下，咪点小酒，也兴许……我好羡慕他们一身无恙，那是一个人的幸福，幸福，夜属于一家人。

病房里的空气，却是凝固的。那时，我像一根木桩，保持着几乎是同一个姿势，临近午夜，不能动，对人来说，是很残酷的刑罚。临床病友竟然睡得那么酣，我羡慕至极，睡眠，已经是我深夜里的奢侈。正当我感觉到身体能量迅速流失之际，胃，开始了剧烈的绞痛，一阵又一阵，打破了夜的宁静，那些黑的色彩，一团团变得黏稠，向我一轮一轮压来，几近窒息。

我渴望，黎明的到来。

门口响起轻微的脚步声，是保洁阿姨来。我一下子精神振作起来，妻子打开窗帘，街上，车辆川流不息，工地上，恢复了白日的热闹。

妻子心疼，又无奈。“想办法坐起来，医生说，要坐起来，要走动。”她望着我，喃喃。

我调整好姿势，妻子帮着拖背，终于坐了起来。再慢慢移动，一只脚下地，另一只脚也下了地，哇，我终于可以站在地上了。我感觉，全身血液一下子畅通，缓缓迈着步，轻松，舒畅。

那一刻，我明白，其实，坐和站，并不难，难的是心理上的障碍——我缺乏“坐”和“站”的勇气。

晨光，斜斜地铺设进来，似盛开一朵又一朵黄金般的花。我呼吸到了生命的力量。

生命，很美。愿人间无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