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林建利
父亲二十岁那年，爷爷将家从大山深处搬到瓯江边上一个叫下岸的地方。我们家属三无人员，无地无山无户口，全家靠爷爷经营航运为生。
爷爷老了，撑不了船，子承父业，父亲便成了“船老大”。
父亲的撑船技术，在我们乡里，远近闻名。他在瓯江摸爬滚打几十载，八百里瓯江水况，哪里深，哪里浅，哪里水流急，哪里是汇角，一清二楚。过硬的撑船技术，父亲一辈子没有出过大的航运事故。
上小学时的一个暑假，我跟父亲去云和，运木材到温州贩卖。
那是一个月朗星稀，天空悠远的夜晚。父亲坐在船头，静静地等紧水滩电站放水。我听到了流水撞击船板的响声，是涨水了！父亲便果断一声：“开船！”动力轰鸣，逆流而上，要出航到丽水云和。
寂静的夜，江水在轰鸣声中泛起白色浪花，一路欢歌，激情澎湃地驶向目的地。瓯江两岸，溪滩上的鹅卵石泛着灰白色的光，群山连绵，仿佛是一条长龙，在夜色下不动声色地后移。江风，甜甜的，凉凉的，轻抚着我的肌肤，舒适又凉爽。我兴奋又紧张，期待快点到达。
我们的目的地是云和一个叫朱村口的地方。船是第二天下午才到那儿的。有一个村民像是和父亲约似好的，早就在岸边等候。
父亲招呼一声，那人便转身迅速离去。不一会功夫，三五成群的村民，抬的抬，扛的扛，把一段段木头搬到船头来。都是杉树，锯成一样长短。过秤，我负责记账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个文化人。他们也试着用普通话和我交流，可能是方言太严重，我怎么也听不懂。写名字成了一件尴尬事，不时写错了字，须得让他们看过，再修改。有时，他们会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错一个字，那人，不还是我吗？”
父亲没有马上付钱给他们。
“只管运去卖了先，下次来，再给钱，呵呵，不迟的。”村民擦着汗，憨憨地笑着跟父亲说。
父亲一边忙着堆砌杉木，一边跟他们打招呼。竟然是我似懂非懂的云和话呢。父亲的语言天赋，不得不让我对父亲刮目相看。
“温州客”是奶奶对我亲呢的称呼。
去了一趟温州，我一手提着海鲜，一手上挂着衣服。海鲜，大多是腌制水龙鱼和紫菜，偶尔也会有小虾米。八十年代中期，在农村，这些海鲜是极为奢侈的配菜。
我从船上出来，快步如飞地走在粉尘飞扬的大马路上，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，奔向我那黄泥墙黑瓦片的老屋。
小伙伴们一双双羡慕的眼睛，或在明处或在暗处盯着我瞅，我的身上似乎还夹杂着城市和大海的味道。奶奶兴许是知道我要回来了，早在老屋台阶上遥望。看到是我，那一声“温州客”，让我美上好几天呢。
在同龄人中，我是最早知道“番茄”这个物种的。
船，从大海进了内河，让我们开了眼界，不仅仅是空气中满溢出来的腥味。岸边那大片大片田野上，半枯半黄的茎和叶子，不知是何种蔬果。
父亲将船只泊在岸边，对我们说，那片是番茄田，农民已经摘了番茄。让我们去田地里捡漏，或许那上面会有未被采摘完的番茄。
父亲还神秘地告诉我们，青色的番茄有毒，千万不能要，要摘红的，快去快回！
我们箭一般窜出去，紧张地四处寻找。哪有什么红色的，除了青色的，便是枯藤黄叶下隐藏着几个黄番茄，瘦不拉几的。这些小番茄对于我们来说，已是难得的美味了。有点甜，有点酸，透着城市的香味。那味道，远比现在市场上的大番茄令人难忘。
我读初一那年，去看电影的路上，不小心摔断了胳膊。乡下教书的姐姐接到口信，第二天匆匆赶来，带我去县医院医治。同时，托人带了口信给父母。父亲船到县城码头，携母亲前来看我，那时我接好了断裂的骨头，打着药膏的手用绷带挂在脖子上。
“反正不能上课了，干脆去一趟温州吧。”父亲似是征求我的意见。父亲奔波于生计，我又整年在外读书，我们父子实乃少有机会见面，即便见了面，父亲也极少过问我的事情。那天，父亲的眼睛里蓄满了温情，黝黑的脸上满满都是慈爱，声音低低的，像春天里的风，轻轻拂过。
遽然，心底有一股暖流在涌动，感动得想流泪。我望着父亲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船到温州上陡门，便有“马郎”（掮客）来，大大咧咧走进船仓，一番讨价还价，搬运工人便来运木材了。
父亲结了帐，怀揣一沓钱，带我进城，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推自行车回来，父亲笑着说，以后，就骑自行车上学去。我家到学校，不近也不远，走山路，要一个多小时。
那是我们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。我眼眶湿湿的，心很温暖，很温暖，无以表达父亲对我的爱。
父亲开船也有意外的事发生。有一年冬天，父亲顶着凛冽的江风，动力船大半个船身没在水里，父亲一动不动盯着前方大拐弯，一条水堤将江水一分为二，那里水势湍急，水花四溅。父亲一个不留神，船搁浅了。
父亲只能下水，用肩膀使劲扛，船纹丝不动，又将竹篙插入船底，肩顶着竹篙推，船动了一下，父亲心中一喜，便继续用力，一点点挪动船身。船，终于离开了礁石。幸运的是，石头没有顶穿地板，船只很安全。待父亲爬上船，方才发现一只鞋子没了，双腿冻得已麻木，失去了知觉，搓揉好一会儿才有知觉。
这是父亲事后告诉我的。父亲说，这还是不算险的。有一回，船驶近大海不久，倏尔狂风大作，惊涛骇浪，一次次凶猛地袭击着船体，海水扑进船仓。海面上，黑压压的，望不到边，载着重重货物的船，像一只蚂蚁在水中央挣扎，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。父亲身着军大衣，一根绳子，一头系在船尾，一头捆绑在身上，双手死死把住铁舵柄，船上下颠簸，艰难前行。
父亲说，那次他孤身一人，特别无助。特别想念奶奶、妈妈，还有我们几个兄弟姐妹。他是怕再也回不来了。
家里有了一些积蓄后，祖母和母亲都劝父亲不要从事航运。行船在瓯江上太危险了，每次出船，祖母和母亲都是提心吊胆的，直到父亲平安回来，吊着的心才放下。而父亲总想再出船几趟，再赚一些钱，让我们的生活宽裕一些，在众人面前体面一些。
在父亲五十岁那年，姐姐师范学校毕业，当了一名老师，我和弟弟妹妹也考上了中专。那一年，父亲终于愿意听从祖母和母亲的话，放下了撑篙，告别他一生的行船生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