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朱恩贤

（上接11月24日3版）

而离任时间则较明确，据清光绪《青田县志》录文《黄中改城门记》所载“戊午夏，倭复来……明年，李侯调去，丁侯一中来代”，可知李楷是在嘉靖戊午（1558）的后一年，即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离任，由丁一中接替。

李楷在青田任上政绩颇著，《雒闽源流录》赞誉其“为学不事言说，一以躬行实践为主，故见于政事行谊，皆卓卓可纪。”上任伊始，李楷即“以节用爱人为政”。逢岁旱，则“斋戒虔祷，徒步烈日中，请罪社坛，词极哀，雨立应。”此举在今天看来似为荒谬，但在古代农耕社会，主政官员烈日下虔诚请罪祈雨，实为关切民瘼的的善政体现。李楷又致力革除青田“非善地不葬，非富女不娶”弊俗，使“旧风一变”。倭患既平，又兴建“心极书院”，延请名师王龙溪讲学。公余后，李楷常到龙溪居所论学求道，乐在其中。

李楷离青前夕，偶因事触怒长官分守使者，并遭诬词弹劾。幸得吏部公正处事，从中周旋，改任李楷为昌乐（今山东昌乐县）县令。有人提醒他昌乐地方复杂，不好治理，李楷笑言：“那就让我来治治吧。”于是带了两个仆人、三头蹇驴，从容赴任。

李、杨题名混淆原因分析

尽管题记内容清晰可辨，相关史实亦确凿可考，但“抚松石”题名作者仍被张冠李戴，长期误读。推究其因，大抵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：

其一，题记释读困难。 题记采用草书，本身不易辨识，加之岩壁粗砺，致使笔画起讫不清，倍增阅读难度。旧时方志编纂者或未亲临现场详加勘察，或受限于识读能力，未能对题记内容进行有效释读，仅凭口耳相传或既有印象便仓促定论，此为产生误识的直接原因。

其二，人物籍贯牵连。李楷为江西吉水人，杨文骢书画作品多自署“吉州杨文骢”，故方志亦称其江西吉州人。吉州为吉安古称，明清时正辖吉水县。后人或因“县令来自吉州”这一笼统的地域印象，未加详辨，遂将二人混淆。

其三，生平经历相似。李、杨二人同为举人出身，都是资兼文武的县令；李楷以抗倭留名青史，杨文骢也杀过海寇、最终以抗清殉国；二人仕途均曾遭上司弹劾；李楷筑城守御倭寇，杨文骢驻金山抗击清军时，也曾筑城以资守御。生平中诸多戏剧性的相似之处，易于导致后世在记忆与传述中产生重叠。

其四，书画盛名所掩。杨文骢以书画名动天下，作品历来为世所珍，而李楷在书画领域似乎声名不显。当后人面对这方无明确作者署款的书法摩崖题刻时，心理上易倾向将其归附于声名更显赫的杨文骢，从而未加细考，便作此推断。

如今，这段悬置于太鹤山岩壁上四百余年的摩崖公案，通过对石痕字隙的释读与文献史料的对勘，终告厘清。“抚松石”题刻的署名权，应交还给它真正主人——明代县令李楷，让一位有勇有谋、务实爱民的古代青田地方官员形象重新显现世人面前。

当我们再次伫立在“抚松石”前面时，眼前仿佛呈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：嘉靖乙卯的那个春日，县令李楷与士子同游丹山胜迹，微醺中为此奇石命名，并书之岩壁，以记胜会。而这幅画面，也将与他抗倭筑城、善政爱民的宏大叙事一起，永远镌刻于青田的历史记忆之中。

附记：笔者于考辨之初，误将题记中“邑侯株山李公楷饮于混元峰”之“饮”字识为“既”，又将“联步至是石，醉中”之“醉”字误作“壁”，以致文意扞格。幸蒙杭州书法史学者陈根民先生慧眼指谬，一语道破，顿开茅塞。又得青田叶金标先生提供高分辨率摩崖图片，有助精准识读。谨此一并深致谢忱。然而，题记中仍有两字漶漫未识，此外“嘉纪江”“张乙崇”等人名抑或有误读，悬疑待解，有望后来有识者续加考索，补其阙遗。